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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计划直接管理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主要依靠计划手段人为干预的方式管理经济运行,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并未建立现代意义的市场化宏观调控框架(周小川,2013),也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金融业,银行是最主要金融机构,主要发挥监督资金使用的社会出纳功能。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尝试通过利率价格杠杆引导信贷资源配置,通过“拨改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这期间我国金融资源价格及其配置主要通过计划方式进行,在“大一统”管理模式下即使重新组建的专业银行也都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张杰,2011)。1984 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现金发行和信贷规模管理直接控制方式进行货币信贷调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 1994 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缩小信贷规模管理范围,公布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1996 年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并将现金发行转为监测指标。同时,我国还将各地分散的拆借市场统一为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并将其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由于银行间市场属于同业批发市场,风险相对较低,因此我国率先放开了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利率。1998 年,以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并重启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为标志,我国货币政策正式实现由直接控制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调控模式转型(张晓慧,2015)。
1994年春节期间,正在北京市慰问的刘仲藜接到国税局值班室报告,一月份税收达到5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1%。分税制改革首战告捷。第二天,刘仲藜向朱镕基报告好消息,并将借款还给中国人民银行,从此告别了困扰多年的财政短缺危机。从1994年开始,中央财政平均增幅超过百分之十。从1993年的4000多亿,增加到2017年的8万亿。分税制改革为推动改革事业,增加人民福祉,提升国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7月12日,周安元的姐夫王先生告诉记者,根据衣物辨认,已经基本确认那具遗体的身份。王先生告说,周安元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性格比较内向,不爱与人交流。”据他介绍,陈瑶湖中心学校是一所6年制小学,周安元调到学校已有多年,从事数学教学。
不过,尽管我国已经淡化货币数量目标,但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拥有较大货币决策自主性不同,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发展中转轨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既要为价格并轨和货币化提供必要空间,还要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实际,兼顾转型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曾很长时期要考虑双顺差的干扰,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以通胀为主的同时始终坚持多目标制(周小川,2013)。可见,正如利率“放得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约束条件更加复杂,目前利率“形得成、调得了”并转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条件尚不成熟。全面总结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历程,充分认识我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深入分析当前货币调控方式转型的现实约束进而明确改革方向,对今后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地通过利率价格杠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融市场制度保障方面,由于金融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监管部门并不是真正根据金融功能和行为防范风险,针对规避管制和监管套利的金融创新越来越多,金融产品多层嵌套在加大金融风险的同时,利率水平上更多地叠加了不合理的制度成本而非正常的风险溢价,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和政策效果也因而大打折扣。